冯凯听见有陌生的声音，趿拉上拖鞋迎到了门口，见一位胖胖的老者穿着一件脏兮兮的白警服，斜挎着一个绿书包，手拿着警帽扇着风，喘着粗气跟在顾红星的身后，像追不上他似的。老者胖胖的身材把警服撑得尽是皱褶，就像他脸上的那些慈祥的皱褶一样。
“你看你，有客人也不先说一下，好歹咱们也收拾下。”冯凯对顾红星说道，“请老人家先进屋，咋这么没礼貌呢。”
冯凯用这种长辈的口气和顾红星说话，一开始只是为了内心的小九九，不知不觉已形成了一种习惯，好在顾红星也从没觉得有什么不妥。
老人家叫潘冬，祖籍在龙番市。他自己说名字后面加个“子”的话，就和1974年热映的经典故事片《闪闪的红星》里的主角名字一样了。不过他自己的经历毫不逊色于潘冬子，他10岁起，就随着家人到大山里躲避鬼子的扫荡，青年时期还参加过游击队，亲手杀过鬼子。后来加入了八路军，做了一名侦察兵。既然是侦察兵，就多多少少要学习一些根据痕迹追踪的知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潘冬在痕迹方面似乎很有天分，不仅仅学会了痕迹追踪，还翻出了很多民国时期关于指纹鉴定的书籍，自学了指纹的知识。就这样，1949年后，他转业到了上海市公安局，成了国内第一批研究痕检技术的专家。
因为在痕检专业的突出表现，潘冬被公安部聘请为公安部民警干校的兼职教员，也就是现在说的客座教授。顾红星拿到的那些油印材料，有相当一部分都是潘教员撰写的。
潘教员每年都会受公安部的邀请，来公安部民警干校给培训班的学员们讲一堂课，算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实用教程吧。这一期的培训班，他如约来授课，可是学校的招待所却住满了。因为顾红星他们的宿舍有空床，他又是潘教员的老乡，所以潘教员主动提出来和顾红星一起住。
冯凯没想到这个其貌不扬的胖老头儿，居然这么有来头、有文化，顿时心生崇敬，赶紧请潘教员坐了下来。
“我啊，最喜欢人多的地方了。”潘教员笑吟吟地坐在桌子前面，变戏法似的从包里拿出一瓶茅台。
“我的天，还有茅台喝。”冯凯一喜，居然在警校里都有酒喝，不像在现代，公安和酒，完全就是互斥啊。他数出几张饭票递给顾红星，说：“今天礼拜二，食堂里只有大白菜炖粉条，你就多买一些来吧。”
“没事，我这儿还有！”潘教员又从包里拿出一袋花生米，说，“我年纪大了，晚上不喝点，睡不着。”
顾红星不怎么喝酒，在不熟悉的人面前更不会喝酒，任凭潘教员怎么劝，他都是躲闪着眼神、摇摆着双手。冯凯则毫不客气，和潘教员一边侃大山，一边把一瓶茅台喝了个底朝天。其实，冯凯心里很讶异，因为自己原来的酒量也就二三两，可是现在借着这具身体喝了半斤居然脸不红、心不跳，这以后和人拼酒可就不怕了。
潘教员的战争故事也着实精彩，冯凯听得入迷，觉得比现代最好看的抗日剧还要精彩。而顾红星更感兴趣的是潘教员在1949年后破获的一系列大案。他也是津津有味地在一旁安静地听着，在潘教员问到他痕检技术的时候，他却因为紧张而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
潘教员倒是毫不为难顾红星，只是豁达一笑，然后有深意地说道：“相信我，这门技术会给你一个不一样的人生。”
冯凯心中暗笑，心想，这应该是我的预言才对吧？
不知不觉聊了四个多小时，学校吹熄灯号了，潘教员也酒过三巡、有些微醺了。清醒的顾红星想和潘教员说说“女工案”，可是不好意思开口，于是自觉地开始收拾饭盆。等洗完碗回来后，发现冯凯和潘教员都已经睡着了。
躺上了床，顾红星久久不能入睡。虽然他看起来波澜不惊地听完了整晚的故事，其实他的心里还是风起云涌的。小青年旺盛的雄性激素刺激着他的思绪，毕竟是个七尺男儿，无论他如何不自信，无论他如何不会和人相处，无论他开始多么抵触当警察，但那种披肝沥胆的豪迈情怀依旧充斥着他的心怀。虽然他出生在和平年代，但依旧渴望那种横刀立马的旷达人生。也是在这天晚上，他第一次对公安这份职业，有了些许向往和希冀。
国家安危，公安系于一半。
是啊，作为一名公安，在和平年代，也一样是驰骋疆场、保家卫国啊。我的身体不行，可以去练，练不出来，我也可以用手中的指纹刷来为前线的战友们送上子弹。只要是保卫祖国、保卫人民，和作为一名工人建设祖国有什么区别呢？
想着想着，顾红星也进入了梦乡。他梦见自己骑着一匹火红的骏马，在草原上奔驰，他穿着洁白的警服，挎着五四式手枪，威风凛凛。突然，他的马似乎失了前蹄，他骤然从马背上摔了下来，在草地上翻滚着。
“你摇我床干什么？”冯凯的声音从另一侧床铺响起。
“没有啊。”顾红星也清醒了过来，还是感觉天旋地转。
“不好！地震了！快跑！”穿着背心的冯凯从床上跳了起来，拉起顾红星的胳膊就蹿出了宿舍。
很多宿舍都亮起了灯，也有学员和他们一起跑到宿舍楼外的广场上。冯凯此时很蒙，沈阳怎么会有地震呢？这也太吓人了，这个年代是砖混结构的楼房，恐怕五级地震都扛不住吧。如果他死在了这个年代，还怎么和顾雯雯重逢啊？
“不，不对，我们得回去！”顾红星说完，从广场转头向宿舍楼里跑。
这时候，冯凯才想起来，自己的宿舍里，还住着个潘教员。潘教员晚上喝酒喝得有点醉，此时似乎还没有醒来。
两人冲进了宿舍，一把拉开了灯。没想到胖胖的潘教员此时匍匐在床边的地面上。他的胳膊沾上了黑灰，和白色的背心搭配起来，就像是一只趴在地上的熊猫。
潘教员见他们进屋，一手按着腰间，一边怒喊道：“关灯！开什么灯！”
冯凯顿时就笑了。从潘教员的姿势来看，是晚上故事说多了，恍惚之间还以为在打仗的年代。地震发生后，潘教员从睡梦中醒来，以为是有敌情，于是做出了这副卧倒、隐蔽、准备掏枪的姿势。而此时开灯出现亮光，就是暴露自己了。
“不是打仗啊，是地震。”冯凯忍着笑，去拉地上的潘教员。
“哟哟哟，不行，不行，我腿麻了。”潘教员也彻底清醒了过来。
“我背你，快走。”顾红星蹲下，一把把潘教员扶到背上，可憋了半天劲，仍然怎么也站不起来。
“我来吧。”冯凯替换了顾红星，把潘教员顺利背出了宿舍楼。
在这个过程中，冯凯其实已经反应了过来。这根本不是什么沈阳地震，而是1976年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唐山大地震
(9)
。沈阳只是震感强烈罢了。
背着180斤的潘教员，冯凯并没有感觉到累，并不是因为他有多强壮，而是他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当中。来到了广场，他都忘记把潘教员放下来休息。
顾红星发现了冯凯的异常，试图询问他怎么了，可是冯凯根本听不见他在说什么。
冯凯想着，如果自己能向上级预报唐山大地震，是不是就不会死那么多人了呢？可是他转念一想，自己似乎也改变不了历史。首先自己并不记得唐山大地震的具体时间，其次即便他去预报了，无凭无据的，恐怕最大的可能是被当作一个精神病人给抓起来吧。想到这里，冯凯沉重的心情也就释然了一些。
潘教员的双腿已经恢复了知觉，可以正常行走了。他对顾红星和冯凯感激至极，他说，患难中才可以见真情。两人的行为，让潘教员想起了战争年代的战友情，十分感动。冯凯赶紧把顾红星推到潘教员面前，说第一个想到冲回去找潘教员的可是他，这个功劳自己可不敢乱抢了。
潘教员听完更是感动，他背着手，绕着瘦弱的顾红星走了几圈，眯缝着眼睛打量这个腼腆的年轻人。顾红星哪受得了，他几乎连手都不知道该放在哪儿了。潘教员对顾红星说：“我觉得你，不错。我把我办公室的电话和地址都写在你笔记本上了，以后工作中遇见技术难题，记得来电话或电报，保证药到病除。”
多么淳朴的报答方式啊，冯凯想。
我什么时候能有潘教员的这种自信？顾红星想。
在信息不发达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，突然发生了如此重大的事情，学校领导甚至都不知道是什么情况。老师和学员们在广场上聚集了一个小时的时间，天似乎都要亮了，大家这才发现应该不会有余震了，于是纷纷又回到宿舍补了一会儿觉。
第二天的课程照常继续，中午时分，大地震的消息总算是传到了学校里，而学校的总教官也在午饭后吹响了紧急集合哨。
在这届学员整齐的队列前方，总教官通报了唐山大地震的大致情况。一座工业城市，在一夜之间，几乎夷为平地，铁路甚至都已变形，交通几乎瘫痪，伤亡人数以十万计。一方有难、八方支援，全国多地设置了唐山大地震伤员救治点。可能在今天下午，就会有伤员被送到附近救治点进行救治。学校领导决定，公安部民警干校在校全体学员，打点行装，赶赴伤员救治点，为救治点的伤员搬运、秩序管理、物资运送提供保障。其间所有课程，改为自学。
不管什么年代，公安的行动力和执行力都是相当强的，就在总教官训话后二十分钟，学员们已经纷纷打点好背包，跳上一字排列的解放牌卡车的车厢，向救治点进发。
对冯凯来说，这种事情司空见惯了。在二十一世纪，公安可以说是对社会覆盖面最广的一个职业了。疫情当前，警察不退；洪水来袭，警察不退。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，都少不了警察的身影。别说在最基层的派出所了，就是在局机关刑警支队工作的日子，冯凯也会经常被派到一线去执行各种各样的任务。
而对顾红星来说，这算是一件相当新鲜的事情了。看着那一辆闪着警灯的北京吉普在车队前引路，看着整齐的卡车车队在发动机的轰鸣声中进发，看着车厢里衣着整齐的战友们斗志昂扬，顾红星似乎有一种即将赶赴战场的激动和渴望。前一天晚上在顾红星胸中涌动的那股激情，此时更加强烈。
几个小时车程之后，他们抵达了救治点。这是一片空旷的平地，无数工人正在搭建帐篷作为临时救治、住宿的地点。虽然现场很简陋，甚至用水都要去附近拿水桶装。但这种场景让冯凯立即想到了2020年的火神山、雷神山方舱医院。是啊，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在全心为民的政府的指挥下，在全中国人民的团结奋进中，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才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。无论是1976年，还是2020年，在天灾面前，中国人只有团结一心，才能昂首挺胸、同舟共济、共渡难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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