幕间一 古德造纸厂

古德，一座屹立在华北平原的百年老城。打还有皇帝的时候，此地就立了县，几百年来一直是屯田的所在。抗日战争时，这里也是抗击日本人的一处前线，当时日军的攻势势如破竹，但是这把劈竹子的武士刀，却狠狠地在古德这个铁竹节崩了刃。一个小县城，硬是挡住了帝国主义滚滚向前的战车。
当时的日军指挥官，是又羞又恼，他北平城也不过二十一天举了白旗，你一个小县城敢那么硬?这叫我脸上怎么挂？
坚守足时足量一个半月之后，随着周边逐渐沦陷，古德终是孤木难支，倒在了武士的刀刃下。随即便是报复性的大屠杀，从机枪到毒气是无所不用其极，一度杀的此地立不了县。直到解放后，古德的人口也没恢复到抗战前的百分之四十，自始至终也难发展什么工业，古德人只能继续在那大片的黄土里讨生活，但是终于也是保住了一个县的名头。
古德人的血性并没有随着前辈们的死消失，那种坚韧不拔的血脉继续奔腾在荷着锄头撒着汗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农的身体里。
秋去春来，几十年在田里似乎并不长，仿佛一晃就到了二十世纪末，天门纸企来了。
先是几辆大部分人没见过的观测车，后来又是一帮看上去就很有文化，扛着一堆不知道干什么用的仪器的家伙，这寻寻，那探探，正当人们还在纳闷发生了什么的时候，一座造纸厂仿佛从地里长出来的一样，就那么出现在了铭恩村的地界上。
造纸厂在古德县招了大量的工人，尤其是铭恩村，几乎全村都进了厂，没过多久，这个古德县远近闻名的穷村子，摇身一变成了成了小康村，家家户户的土屋都变成了小砖楼。
正如铭恩这个名字，天门纸厂叫铭恩人抬起了头，他们自然也不会辜负纸厂，他们比其他所有工人都更加拼命，其中就包括着王有良。
随着日复一日滚滚升起的浓烟，奔腾而出的废水，铭恩人终于注意到有什么不对了：似乎再也看不见天了，河里也一直淌着臭水，没有一条鱼，而且村子里隔三差五就得让救护车拉走几个人，而他们也无一例外的，全是癌症。
没有人往他们的摇财树身上“泼脏水”，也没有人敢那么干——除了王有良。
王有良那一年四十五岁，他十五岁的儿子在县里的医院确诊了癌症。
王有良老婆走的早，他一个人受苦受累把孩子拉扯大了，他怎么也想不到，好容易有了钱，日子好过了，老天爷又跟他开了那么个天大的玩笑。
最后一咬牙，把几年打拼出来的房子卖了，带孩子进省城治病。
但是已经晚了，肺癌，晚期。
这晴天一声炸雷，劈的王有良喘不上气来。他跪在地上号啕大哭，跪着求医生救救他的儿子，但是医生不是神，他们也没有办法。
后来从医生嘴里得知，他儿子的癌症和天门纸厂有莫大的关系，这让他又找到一丝希望：纸厂！他们有钱！去找他们要钱，然后去北京，去上海，去天津，去一切他能想到的大城市，仿佛只要进了大城市，他的儿子就没事了。
看了看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儿子，王有良下了决心，回铭恩村！
一路颠簸之后，王有良在一个雨夜回了他曾经的家，回到了天门纸厂。
一开始造纸厂的负责人还表示出了相当的同情，听到最为凄惨的地方还会从眼角流下几滴泪，但是王有良刚刚说到钱的时候，负责人的脸色就猛地一变，哈哈大笑起来，仿佛听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一般。
看着皮笑肉不笑的负责人，王有良愣了，他继续坚持赔偿的事，但是负责人早就不耐烦了，挥了挥手叫了保安，把王有良扔了出去。
王有良不甘心，磅礴大雨里发了疯地拍着造纸厂的大门，但是换来的只是保安的一顿毒打。
满身伤痕的王有良就那么趴在泥水地里晕了过去，当他再醒过来的时候，他发现手机上有几个未接来电——那是医院的电话。
看着手机上的电话，王有良颤抖着打了过去，不出所料，孩子没了。
他发了疯般的回了省城，冲进了医院，就那么呆愣愣地看着孩子的尸体。
后来他出了医院，也没再回古德县，只是在省城一直打着零工，发誓要找到置天门纸企于死地的方法。
古德人的坚韧，完全的体现在了这个丧子的中年人身上。
在几次的临时工作里，王有良从工友那得知了用法律解决问题，他又看见了希望，省吃俭用地买了一大堆有关法律及其程序的书。
白天为了生活他必须工作，到了晚上，就挑着那盏几乎没光的台灯坐在几平米的出租屋里苦读。就那么又过了半年，原先略显富态的王有良不见了，留下的是一身干瘦和慢性病，但是他不后悔，他有办法了，他有办法叫天门纸厂付出代价了。
他起诉了天门纸企。
但是一个人，又怎么抗衡整个法律团队呢？王有良就那么，一次又一次的，开庭，闭庭，开庭，闭庭。
天门纸企本以为挫他几次他就会绝望，但是王有良没有，他不停不休地收集着造纸厂违法犯罪的证据，日复一日，日复一日，就那么打了十年的官司。
王有良一头黑发变得斑白，又变得全白，他从中年人变成了一个老头，但是还是跟嵌进磐岩的钉子一般，死死地钉着造纸厂。
王有良叫天门纸企头疼不已，但是就凭他一个人，还是扳不倒那么大一个企业——怎么可能呢？
终于，有那么一天，王有良打完一场官司，从法院里出来的时候晕倒在了地上。
造纸厂的负责人松了一口气。
当王有良再醒过来的时候，是在医院的病床上。
他终于意识到自己老了，身体不行了，不可能扳倒天门纸企了。
绝望彻底压垮了他，他摇摇晃晃地爬了起来，并没有在意护士的劝阻，付清了医疗费，又摇摇晃晃地回了他的出租屋。
他只是为了复仇而活着了，如果复不了仇，还不如早日去见自己的儿子呢，只不过这太窝囊了，儿子会不会很自己这个没用的爸爸呢？
他把一根绳子挂在了吊扇上，把脖子套进了另一头的绳圈，老泪纵横——自打儿子死了之后，这是他第一次流泪。
正当他打算与世界诀别之时，有人敲响了他的门。
王有良急忙撤下了绳子，擦干了泪，翻身下了凳子——他不愿叫人看到自己这副模样。
他开了门，站在门前的是一个奇装异服的年轻人，披着白袍，一头的长卷发，还带着一个荆棘圈。
“老人家，苦了您了。”
这突如其来的一句关心，弄的王有良不知所措，自打妻子死了，就再也没人说过这种话了。
他把年轻人迎了进来，聊了几句话才知道，这年轻人是一个叫做“伊甸之癌”的组织的布道士（他自己那么说的），专门帮助那些被环境污染毁了生活的人。
王有良听的将信将疑，他不知道这个年轻人要怎么帮助自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