坐了一天的绿皮火车，高小胜随着梁月和方舒云来到了上海。

    正值春节期间，火车上人来人往，客流量非常大，并且梁月和方舒云年纪也算很大了，经不住推搡。上车、下车，高小胜一路上跟着忙前忙后。

    一路上没什么可做的事情，方舒云老师开课了，高小胜拿着画板，练习画画，方舒云在一旁指导。

    一行三人衣着整洁，还有股文艺范儿，整个车厢的人都有意意地往这边看。

    一位戴着眼镜，胸前还别了一只钢笔的中年男人挤了过来，“同志您好，两位都是文艺工作者吗？我是杂志社的记者，本来是来拍摄春节时期火车上的人民群众的，一看您几位气质就非常突出，我能否给几位照张相”。

    至于高小胜，嗯…高小胜不算文艺工作者，他只算是小孩。

    历经千帆，归来仍是少年。

    掬一把辛酸泪，太惨了。

    高小胜一听说他是记者，瞬间眼睛亮了起来，“叔叔，您好，您是记者吗？”

    “你们等会去拍照，我能跟着一起去吗？我自己有相机，我想看看你们是怎样工作的”，高小胜说着就从包里掏出了相机。

    高小胜对一切都有旺盛的好奇心，他之前还没接触过记者这个职业。

    “哎，这位小同志也会拍照啊，挺不的啊，我在你这个年纪都不知道相机是什么的”。

    “你们继续保持刚才的姿势，画板也拿在手上，很不啊，不用看镜头，小同志可以继续画画”，记者满意地点点头。

    接着高小胜把自己的相机递给了他，请他为他们三人照一张合照，这还是高小胜这辈子第一次坐绿皮火车呢，自然要拍照打卡啊。

    “您也帮我们照一张照片吧”。

    “行，一二三看镜头”，照片里的三人笑得分外温馨和谐。

    高小胜跟着记者走完了整个车厢，一路上看到了形形色色的人，拍了许许多多的照片。

    有妇女背着孩子，手里还提着大包小包东西的，她的丈夫在前面两手空空地走得飞快。

    丈夫还不耐烦地回头低吼：“快一点走，火车都到站了，等一会挤死人了，你还要在后面磨磨蹭蹭的”。

    女人喏喏地低下头，只是把手里快要滑落的袋子又往上拎了拎。

    背上的孩子还哭闹不止：“妈妈，我想尿尿，好疼啊”。

    女人别他法，只能尽量安慰着，“你先忍忍，我们马上就要下车了，下车就可以了”。

    高小胜隔着车窗默默地将这一幕拍了下来，他什么也做不了，这不过是一个缩影罢了。

    列车很快就启动了，一家三口从高小胜的视线里离开了。

    他一路走走停停，有时候遇见农民工也会上去搭话，问他的生活如何，他讲起了家里的孩子，工地的生活。

    “我家的那个小儿子才一点点，正是好玩的时候，长得好看的很”，谈起家人满脸都是笑容。

    提起生活的苦，他也只是叹着气，坐在地上，摇了摇头，“苦啊，怎么不苦呢？”

    但也只能说个苦字出来，具体是如何苦，这就完全超出他的能力了，他只知道生活是苦的，可他说不出，只是体现在他身体的每个角落。

    黝黑的脸庞，干枯、粗糙的手掌。

    在得知高小胜想为他照一张照片的时候，欣然同意。咧开被生活打压后，含着苦涩的嘴角，对镜头露出了一个灿烂的笑容。

    摸着自己的脸说道，“没想到，我这辈子还能照一张像，那个照片可以给我一张吗？”

    高小胜摇了摇头，告诉他，“这个照片只能拿去照相馆里洗出来，现在我手上的只是胶片，底片我不能给你”。

    农民工露出纯朴的笑容，“算了算了，洗照片也是要钱的。”

    高小胜离开这节车厢的时候，迎面撞见一个小女孩，年纪很小大概五六岁。

    她彷徨着，很不安地转来转去，似乎在寻找什么。

    高小胜感觉不太对劲，赶紧走上去问，“小妹妹，你爸爸妈妈呢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啊”。

    只听见她模模糊糊地说了句“不见了”，由于讲得是方言，高小胜也听不太懂，只能赶紧就找列车员。

    “同志，您好。我在这边遇见了一个小女孩，没有看见她的父母，你问问看是什么情况”。

    经过乘务员的耐心询问，才知道，她的爸妈没有给她买票，所以她只能睡在桌椅底下。

    结果一觉醒来，她父母还有弟弟就不见了踪影。

    高小胜突然想起来他刚才拍得那一家三口，不会这么巧吧，这个孩子是他们忘在车上的。

    于是蹲下来问道：“你妈妈是不是那个辫子长长的，背上背着一个小男孩，用蓝色的布裹着的？你爸爸也穿着蓝色衣服。”

    女孩子想了一会，点了点头。

    高小胜瞬间火冒三丈，赶紧跟列车员反应，“我刚才看见她爸妈了，在上一站下的车，已经离开好长时间了”。

    真的是气死个人了，一家四口人都数不清楚吗？居然把这么小个孩子丢在车上了，万一出了什么事怎么得了啊。

    列车员叹了口气，“只能联系下一站的同志，再把她送回上一站了，看看她父母来不来找，实在不行，就只能送到公安局了”。